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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县的历史沿革

(一)  

 
     隋文帝杨坚从北周手里继承了对河西凉州地区的统治权,但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政治形势。
      早在东魏、西魏相继传至北齐、北周时期,各政权为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都争向突厥赠送财物,仰仗突厥的力量以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突厥他钵可汉曾狂妄地说:“但使我在南两人儿孝顺,何忧无物邪!”于是突厥以援助这几个政权为借口,大举南下,逐渐进入河西走廊北侧,从贺兰山经腾格里大沙漠,到巴丹吉林大沙漠,不时有突厥来往。据史书记:北周宣政元年(578)冬,他钵可汗“复寇边,围酒泉,大掠而去”。“大成元年(579)突厥围酒泉,杀掠使民”。当时,朝廷派往抵御的监军宇文  对陈昶说:“黠虏之势,来如激矢,去如绝弦,若欲追蹑,良为难及。”北周的军队尚未追及,突厥就退至塞外。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突厥四十万骑自兰州入,隋新任凉州总管贺娄子于击败于凉州东南之可洛赅山。接着,突厥又大入,阿波可汗至凉州,“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至此,武威以北,尽入突厥。开皇八年(588)乞伏慧任凉州总管时,凉州境内屡遭突厥寇钞,他不得在凉州城外“严禁烽燧,远为斥侯”,以防突厥进攻州城。随着隋朝政权的不断巩固和与突厥关系的不断改善,突劂在隋边境者陆续臣属于隋朝,河西战争逐渐平息。但是,隋朝在今民勤县境未曾设置任何行政机构,就足以就明这里是突厥人活动的地方,实际是突厥人占领了这个地方。
      隋末,中原各地相继暴发了农民在起义,一批军阀相继割据,称王称帝。薛举、窦建德、王世充、李轨等“皆北面(向突厥)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使者往来,相望于道”。突厥在西北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其中的李轨,就是武威人。                    
    据《旧唐书·李轨传》载:李轨原为隋鹰杨府司马。隋大业末薛举起兵金城时,即于同郡曹珍、关谨、梁硕、安修仁等谋,共举李轨为主。“轨令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郭下聚众应之,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众内属,遗弟阙达度阙设领部落在会宁(今甘肃靖远)川中,有二千余骑。至是,自称可汗,来降于(李)轨。
      李氏为凉州汉人。梁氏来源有三:汉代有武威太守梁统,汉人;十六国时休屠各人成七儿等起兵共推梁贵为盟主,此梁贵为休屠保人;另外,在羌人中也有梁姓。休屠各人从西汉以来一直活动于马城河流域,民勤县为其主要生活场所。
      安姓的族别为西域胡。安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诸胡种落繁盛”,是这次起兵的主要力量,可见当时西域胡人凉州人数众多。安修仁之兄安兴贵在唐李渊面前自称是“凉州奕代豪望”,这可能不假,但考其原籍,实为西域昭武九姓中这安国人。
      自西汉张骞能西域,西域各国人来中原者络绎不绝。汉朝政府为了接待来往的西域人,沿路设置邮传、亭站,以传递信息,供应住宿。由于来人数太多,朝廷迎接不暇,后来命令西域来使先在酒杯郡县“待诏”、“候旨”,分批入京。每当帝王更替,中原发生事变等情况出现时,“待诏”者就更多年留在河西各地,长者达十年之久。这些人长期留住,川资耗尽,或因其他原因既不能入京,又无力返回原籍,就在河西留居下来,成为河西人。安兴贵自称是“奕代豪望”,或源于此。当时的西域使者,大都伴有大批商队。商人无力回国而留居凉州者亦不少。河西的石、康、何、史、曹、穆、朱姓,大多与此有关。清代武威人张澍写过“石工安民为武威人考》,提出著名石刻家安民、安宏、安仁祚、安怀玉、安文璨、安文晟、安璨、安亮、安民师、安永年、安敏、安廷年等,大多数是武威人,可见安氏在武威有一定势力。
      过去,大坝文化学校西南有几家姓安的居民。解放前安家大门上刻有“武陵望族”四字,村教师罗可久题写,恐怕是附会。凉州安氏历时久远。隋、唐时期凉州西域胡人大增,与突厥人进入河西有关。
      突厥曷娑那可汗,即西突厥处罗可汗。据《隋书·炀帝纪》:大业七年(611)十二月来朝。隋炀帝令武威太守樊子盖应接,同时来朝者还有高昌王。次年,隋分曷娑那可汗之众为三部,使其弟阙达度设将赢弱万余口,央于会宁。后来,炀帝还派裴矩亲往安集。阙达度设被安置于会宁,当时先于李轨起兵者有金城薛举,金城与会宁距离很近,阙达度设不降金城薛举,而降李轨。说明此部已有大批人从靖远川逐年沿腾格里沙漠南缘迁至马城河下游绿洲一带。
李轨依靠当地各族人民反抗隋朝的情绪起兵,一年之内,由河西大凉王称帝,置百官,今民勤属其所辖。唐武德二年(619),唐高祖李渊派安兴贵招慰李轨,劝李轨说:“凉州避远,人物凋残,胜兵虽余十万,开地不过千称臣于唐。但是,李轨不听,兴贵与安修仁引诸胡众围攻李轨、被擒,凉州地区统一于唐。
      唐武德初,因隋末州郡繁杂,李渊改郡为州,太守度抵消刺史。“其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统军戎(即军政合一)。至武德七年(624),始令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陇右如故。又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统少数民族。河西节度使治凉州,统河西诸军(包括守捉)。叙述唐代沿革,不能不分清前后变化。
武德二年,唐拥有武威郡,改为凉州,因其属边缘之地,置总管府,高祖曾以隋降臣杨恭仁为凉州总管。杨“深悉羌胡情伪,推心驭下”,各族人民悦服。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贞现初,李大亮“出为凉州督。
      凉州都督府和凉州概不同,辖境也不一样。凉州都督府治凉州,是军政结合的机构,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而凉州刺史仅领姑臧、昌松、番禾三县,后又增神乌县。
  谷水下游之猪野。但《新唐书·地理志》四则抵消:凉州中都督府“西北五百里有白亭军,本白亭守捉,天宝十四载(755)为军”。又记:姑臧“北八十里有明威戍。西北百十里有武安戍。有武兴盐池,黛眉盐池”。从里程观察,明威戍并在今民勤地界,白亭军更是民勤县的地方。
      《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凉州条记:“白亭军,凉州西北三千进而”。姑臧县条下又记:“白亭军在县北三百里马城河东岸是原白亭守捉的治所,非白亭军的治所。这是开元二十一年凉州都督府下属的情况。这年,改凉州都督府为河西节度使,节度使统赤水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其中的白亭守捉仍在凉州城北三百里,非五百里。据《旧唐书·郭元振传》记:郭于“大足元年(701)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峡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大足元年以前,凉州南北有过四百里,南有吐蕃,北有突厥,州城不时受到袭扰,何能建军事机构于“北五百里”?而且凉州北三百里外就不是凉州所管。
      郭元振在凉州任职五年,至中宗神龙元年(705)离任,在以后的七八年间,唐朝在凉州没有新的建树。仅《旧唐书·赵彦昭传》记:赵于睿宗时出任凉州都督。《地理志》一记景云二年(711),“分天下为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赵彦昭凉州都督,当在此时。但这种变更不久即废。至玄宗开元三至五年间(715-717),薛讷任凉州镇军大总管。这大概是废都督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官职。从都督到镇军大总管,对白亭守捉拥有管理权。
      《旧唐书·薛讷传》明记:边境设节度使始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而传记中却称:开元初即有河西节度使职。郭知运于开元三年(715)至八年(720)任河西节度使。接着,开元九年(721)至十六年(728),王君  接任河西节使、凉州刺史。王死后,由萧嵩接任。之后,牛仙客、崔希逸先后代任河西节度使之职。开元二十四年(736)至天宝元年(742)盖嘉运出任河西节度使。可见,河西节度使不始于开元二十一年,在开元初已经出现。这期间是唐朝经营河西的高峰时期,也是唐朝的极盛时期,河西节度使对河西的开发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其中包括对今民勤地方的经营。这批节度使大多是唐初的名臣武将,自然对郭元振设立的白亭守捉有所发展。
      《元和郡县图志》:天宝十年(751)哥舒翰改白亭守捉为白亭军。《新唐书·地理志》四则记白亭守捉改军时间为天宝十四年(755)。对这些记载,需要从哥舒翰本人活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加以考察。
      天宝六年(747),河西、陇右节度使,判武威郡事王忠嗣被贬,哥舒翰继任陇右节度,活动地区不在河西,多与青海吐蕃接触。天宝十二年(753),进封凉国公,加河西节度使,次年兼御史大夫。在其接河西节度使前,天宝八年(759)高仙芝任武威大辩论守、河西节度使。可见天宝十年哥舒翰不理河西事,在任者是高仙芝。哥舒翰于十二年兼新星西节度使,不久即病,恐怕未曾亲理河西事。十四年(755)安禄山反,哥舒翰奉诏拒叛军于潼关、陇右、河西相继陷于吐蕃,哥舒翰也死于安禄山之手。以此可见,不论是天宝十年或十四年,哥舒翰不可能改白亭守捉为白亭军,改军应在此前,或者说在开元年间。
      军和守捉是军事机构,不同于县。为什么设军不设县,这与当时的居民状况和管理方式紧密相关。
      如前所述,从隋代以来,今民勤县境就有突厥人活动;隋末唐初又有一支西突厥人迁入。《旧唐书·王君  传》记:“初、凉州界有回纥、契芯、思结、浑四部落,代为   长。君  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等所轻”。时间大概在开元初年。这就是说,从隋初至唐开元年间的一百五十年,突厥语系各族在凉州的势力不断增加。今民勤地界为其极好的牧场。这些民族有隶唐朝的户籍,由部  长领其部众,因而唐政府不能以管理农业居民的方式管理,而只能在要地设立军事机构进行控制。白亭军、明威戍、武安戍分别设立,其重要性不亚于一县。仅白亭军就有常住兵一千七百人,这是一般肥难以达支的。在军事管理下,仍有汉族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但不占重要地位。
      唐朝因“安史之乱”无力西顾,河西相继落入吐蕃之手。吐蕃占领凉州的时间,是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至二年(764),之后陆续占领了甘州、肃州、瓜州和沙州。占领之后,改变了原来唐河西节度使制度,设立凉州节度使与青海节度使、鄯州节度使、河州节度使、瓜州节度使,统称吐蕃“东境五节度使”。凉州节度使不包括瓜、沙地区。吐蕃所设节度使,与唐节度使不同。吐蕃早在向青海地区扩张时,将被征服民族管理起来,由相当于万户长的军事首领管理。此亏户长或者称将军,唐朝即译为节度使,节度使开府的地方,称节度衙。凉州节度衙设于武威姑臧城。
      凉州节度使的官职情况,敦煌文书P·T·1089号卷略有记载。官职有“翼长、万户长、大守备长、节儿(黄铜告身)、大营田官、大城塞长、上下部牧地大管理长、翼都护亲任官等,中守备长、副翼长、小守备长、大收税官、机密大书记、事务总长、大司法长、吐蕃和孙波千户军长、通颊与吐谷军千户军长、节儿(红铜告身)、机密使者、机密中书记、机密小书记、、吐蕃和孙波小千户军长、汉—突厥语通译、遗弃地区将军、红铜字位官吏、事务都护、通颊与吐谷浑小千户军长、大虎皮肩饰章者(及无官职红铜告身者)、机密收集与传递官、牧地管理都护、畜户大管理官、小虎皮肩饰章者、副牧地管理长、机密书记小官、南山部落将校、畜产小管理官、法(佛教)事务官、配达官“等。
      从上述官职名称分析,明显的特点是军事性统治官员多,包括出征作战、城防守御、地方军政管理、军事情报的收集与传递等,而行政民事性官吏和农田水利生产类官吏则极少。这种情况反映了军事奴隶制政权的吐蕃王朝与封建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唐朝有很大差异。大营田官、大收税官应是针对农业的。
      吐蕃统治了凉州,自然包括民勤。从四个千户军长中不包括突厥语系民族,说明当时民勤地区居住的突厥各族和汉人一样,完全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汉一突厥语通译,主要是为统治汉人和突厥人而设。在今民勤地区总共设置了多少官职,最高军政长官是什么,这份文书中没有得支反映。当时汉人的生活状况,沈下贤《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中这样记着:“自翰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聚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民勤汉人的生活大概不会例外。
      吐蕃占领河西后,即向西域扩张,时居于北庭的沙陀人,向吐蕃臣服。《新唐书·沙陀传》记:“贞元中(《资治通鉴·唐记》在贞元六年五月),沙陀部七千帐附吐蕃,与共寇北庭,陷之。吐蕃徙其部(于)甘州、以(朱邪)尽忠为军大论。吐蕃疑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于河外,举部愁恐。……元和三年(808),(沙陀)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鞑山而东,……诏处其部(于)盐州(陕西定边县)。”这是沙陀人路过民勤地界的一次大规模行动。
      关于沙陀,民勤人当中有许多传说,不得不在此赘述几句。
      沙陀,唐代人称其为突厥别部,是西突厥处月部的一支。追其来源,很早就是民勤的居民。秦代以前,民勤县的屠泽被称为猪野泽。后人不明此意,《汉书·地理志》仅云休屠泽“古文以为猪野泽”。猪野本是族名,唐人颜师古不加细考,望文生义,竟说是“高平日原,下湿日显。猪野,地名,言皆致功也”。令人不知所云。其实,休屠人居于民勤之前,谷水上下游就是猪野人居住之所。汉代将猪野二字译为“涿邪”。休屠人占领谷水流域后,将猪野泽改为休屠泽。原来猪野王的治所译为“张掖”,此张掖与猪野、涿邪古音相近,只是轻重不同而已。汉代的张掖县在今武威城西至洪祥滩之间,与后来的张掖不同。
      由于匈奴在河西的统治势力不断扩大,涿邪人不得不向北方迁徙。西汉中期,即迁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杭爱山一带。汉文史籍中有涿邢山、涿邪径等地名。东汉时期,涿邪部势力还很强大。后来北部匈奴政权败亡,余众西迁,涿邪人也随着西迁至天山北部,杂居于突厥、铁勒族人中。沙陀属处月,首领姓朱邪,处月、朱邪,都是由猪野、张掖、涿邪沿变而来的,是汉文在不同时期的译写。
      沙陀向河西的迁移,唐代有多次。龙朔初,(661)处月首领沙陀金山随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烟讨击使,此墨离军所在,就在玉门以西。
    《新唐书·沙陀传》还记:“天宝初(742),回纥回附,以(沙陀族)首领骨咄支兼回纥副都护。从肃宗平安禄山。”当时回纥人散居鄂尔多斯至河西走廊北侧,凉州尤为集中之地,不能不杂有沙陀人。贞元十三年(797)回鹘奉诚可汗取凉州,吐蕃疑沙陀首领朱邪尽忠为内应,议徙沙陀于黄河之外。沙陀举部愁恐,三万落东向归唐。吐蕃既然怀疑回纥攻占凉州,沙陀为内应,可见州境内早有沙陀。另外《旧唐书·范希朝传》记:元和初,朔方宁盐节度使范希朝闻“突厥别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劲。希朝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总之,从天宝初年开始,凉州北方就开始有沙陀人,首领骨咄支佐唐平定安史之乱,不免有从凉州征募者。吐。吐蕃迁沙陀人七千帐于甘州,不久即发展至三万落,甘、凉毗连,凉州北之民勤牧场不能不有沙陀人迁入。沙陀大部东迁后,当有余众留居下来,但是,此是河西已不受唐控制,甚至唐朝派往西域的官员不得走漠北回鹘路,河西已不是交通大道,所以唐人的记载就罕见了。成于这一时期的《元和郡县图志》对河西情况记载如此浅陋,正是这一形势的反映。唐代中后期民勤县境杂有沙陀人,但不是整个部落,亦不曾在此建立过独立政权,只是在暗无天日蕃统治下杂居于回纥、突厥人中在此游牧而已。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建立于蒙古草原北部的回鹘汗国灭亡,部众纷纷南迁西徙,其一支迁入河西走廊北侧,凉、甘、肃、瓜、沙皆有分布。初建牙于今山丹东北,后徙于甘州(今张掖),号称为甘州回鹘,凉州回鹘归其统领。直至宋天禧四年(1020),凉州回鹘受吐蕃统治的时期较长。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沙州人张义潮起兵,杀吐蕃守将,占领州城,称归义军节度使,发兵略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等州,以十一州图籍归顺于唐。此十一州中唯独不见凉州。直至咸通二年(861),始将凉州版籍献唐。可见吐蕃在凉州的势力强大。
      张义潮虽献凉州于唐,而且在凉州扶植起唐人政权,又以其十四女婿李明振为凉州司马,但终因通道为党项所隔,唐朝仅遥领而已。《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吐蕃传》记:
     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甘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数来请命。自梁太宗时,尝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然虽有其名,而凉州自立守将。唐长兴四年(933),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谦及僧、道士,耆老杨通信等至京师求旌节。明宗问孙超等世家,承谦日:'吐蕃陷凉州,张掖人张义潮募兵击走吐蕃,唐因以义潮为节度使,发郓州兵二千五百人戎之。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年隔,郓兵遂留不得返。今凉州汉人皆戎人子孙也。'明宗乃拜孙超为节度使。……(后晋天福八年(943),凉州人共劫留(陈)廷晖,立以为刺史。至(后)汉隐帝时(949),凉州(土豪)折逋嘉施来请命,汉即以为节度使。……(后周)起(申)师厚为左卫将军,已而拜河西节度使。师厚至凉州……凉州夷夏杂处,师厚小人,不能抚有,至世宗时(955-959),师厚留其子而逃归,凉州遂绝于中国。
    根据以上所述,从唐天宝末年唐朝为平定安史之乱,从河西调走大驻军后,凉州即为吐蕃所统治。咸通二年(861)张义潮攻占凉州,凉州归唐,但凉州东为突厥、党项阻隔,朝廷只是遥领而已,凉州城内虽为唐人驻守,城外乡镇多为突厥、回纥、党项、吐蕃人占据,驻守州城的唐军仅二千五百人,难以控制凉州全境的局势。至五代时,凉州城内仅有汉人户百余,其余城镇可想而知。
五代时唯一记载民勤地方情况的,就是高居诲的《使西域记》。后晋天福三年(939)十二月,晋遣供奉官张匡邺、鄣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使于阗,高居诲将沿途所见记录下来,后收于《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于阗》传中。兹引其中一段于下:
      自灵州(今宁夏灵武)过黄河,(西)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日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氏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沙堡,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日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有别族号鹿角山少陀,云朱耶氏之遗族也。
 
 (二)  

  
     从唐末以来,曾以朔方节度使兼节度河西。此虽虚名,然中原至河西多取灵武至凉州的通路。赵旬《聚米图经》记:“灵州西至凉州九百里”,即指此通道。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涉沙入党项界,可知贺兰山式我就是党项分布之地。三公沙有月氏牙帐,此月氏不是秦汉时居于河西的月氏人,而是汉文帝初年西迁后进入西域,传至唐代,唐于其族居地设月氏都督(护)唐代中后期又随西突厥东来,居住于此地的一部,首领所居自称“都督帐”,以壮声威。从此行四百余里,至黑沙堡。不论从地理形势或是里程计算,黑沙岭当在白亭海东岸。党项族建牙于此,说明党项已从贺兰山扩张至民勤白亭海地界,只有这里才有丰足水草可供人畜生活。白亭河即指马城河,或因原白亭守捉设此而改名,或者是因白亭河海而得名。此时甘州还有回鹘牙帐,不能不使人注意,沙陀族仍有部分遗民在甘州境内。高居诲从白亭海南下至凉州,五百里间没不发现唐和五代政权在民勤地界设置的军政机构,也没有见到汉人在此生活,反映出当时中原王朝设置的官府早已不存在,人民淹没在少数民族当中去了。
      党项牙帐在白亭海东边,而党项人入居河西的时间更早,分布较广。五代后汉时凉州留后折逋嘉施被任命为节度使,而且说是凉州土豪。折氏为党项姓氏,其族在河西已有相当势力。可以说从白亭海到凉州、马城河以东,多是党项人的势力,其西恐怕是突厥、回鹘、西域胡人较多。这一形势就带来了党项族与回鹘族争夺凉州及民勤地方的长期战争。
      党项族是汉西羌的一支,南北朝时期在今青海东北、甘肃东南、四川西北接壤地区兴起。唐贞观年间归附于唐,备受优待。后因吐蕃北上,威逼党项,唐朝允许其迁至陇东北地区。吐蕃势力不断强大,常征发党项人为其作战前驱,向唐进攻,唐政府为了隔离他们的联系,分别将其向北、向西迁徙,部分人逃至河西地区。历经唐代后期到五代,河西尤其是凉州地区党项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宋咸平六年(1003),党项首领李继迁越过贺兰山,攻战了凉州。当时凉州城内的汉人仅“三百户”。吐蕃、六谷部联军反击李继迁,李继迁中流箭死,军败亡。次年,其子袭位,复占领凉州。不过凉州已是空城。
      然而,凉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又是富饶之乡。就党项来说,夏州东有契丹,南有大宋、西南有吐蕃,都拥有强大力量,只有向西发展,才能扩大地盘,以争雌雄,所以必须向河西扩张。对甘州回鹘来说,甘、凉二州回鹘联为一片,失去凉州不仅失去了沃野牧场,更重要的丧失东部屏障,政权就难以持久。为此,党项与甘州回鹘遂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战。
      定西市大中祥符元年(1008),党项万子等军,领兵攻回鹘。“回鹘设伏要路,示弱不与斗。俟其过,奋起击之,剿戮殆尽。”次年夏四月,党项复攻回鹘甘州,又败绩。这年连续出兵三次,均为回鹘击败。九年(1016)“夏德明使苏守信守凉州,有兵七千余,马五千匹,诸番畏其强、有敢动。回鹘贡路,悉为阻绝。守信死,其子罗麻自领府事,部众不附。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兵攻破之,掳其族帐百余,斩首三百,罗麻弃城走,于是凉州属于回鹘”。宋天禧元年(1017),“罗麻走入沙漠,潜遣人至凉州。约回时番卒内应……回鹘结六谷部拒之,卒不能克。”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辽与西夏共攻回鹘,至甘州,兵败而退。六年(1028),德明遣太子元吴攻甘州,拔之;次年攻占凉州,回鹘散亡。景祜元年(1034),党项人元昊继父业正式建立夏国。次年,“举兵取瓜、沙、肃州、置为州郡,立军治之。”从此,河西五州(郡)处于西夏王国的统治之下。从唐末党项人入居凉州,宋初党项与回鹘为争夺凉州进行了二十六年的战争,民勤地区一直是双方进军的道路与战场。上引“罗麻走入沙漠,潜遣人至凉州”,无疑是走白亭海逆马城河至武威的道路。当时,今大古浪与武威间六谷部势力甚强,夏兵不得不走沙漠道。战争中民勤是深受战患的。
      西夏行政统治是军政结合,《宋史·夏国传》:“元昊既悉有夏、银……甘、凉、瓜州”诸州。后来边防要地设立郡府、军司等以加强统治,凉州设凉府,属二级次等府(共为五级)。等级的划分,说明凉州在西夏领土中占有较高的地位。
      西凉府以下石羊河流域没有县级机构的设立,也不见其他军政机构的记载。这种原因,是因党项从唐代迁居陇东,就是部落制,一家为帐,百至千余帐为一落,世袭部落首领统治各部。这种状况,直到西夏建国后,虽大量效汉法、行汉制,其社会组织基础没有改变。被统治下的凉州各族,除少量汉族遗民外,大多数是党项、突厥、回鹘、吐蕃等诸蕃族,生产发展水平与生活习惯基本相近或相似,因而都接受这种部落制的统治。大的部落首领分别授予各种官制,行使对属下的统治权。凉州地区向来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弱小部落在西夏贵族的统治下,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点,统统被称为西夏人、河西(合失、合申)人、唐兀人,只有边缘偏壤的的上一些小部落“颇自为国,有君长”。
      西夏王朝从建立开始直到灭亡近二百余年,占领凉州的时间略长。在漫长的年代里,不断和中原王朝宋、辽、金和少数民族政权吐蕃、回鹘、沙陀、鞑靼、蒙古等进行战争,因而部落首领往往又是军事首领。“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其余多充正军的“负瞻”,地位相当于为军事服务的役仆。这样,丁男从军的人数就更多。为了充实兵力,各族人都得为军事服役。战争时,“凡六十以下,十五以上,各自备弓矢、甲胃而行”。说“有事则举国皆来”,“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当时夏兵五万,常驻河西者不下八万人。全国十二监军司,河西就占六个。凉州虽无监军司之高难题副局长须为军事提供兵源。所以,这种军政结合制统治下的部落,只得不恒其居。这种制度与游牧生产结合,就开成了谷了流域地区虽然有居民生活,但留下的遗迹很少。帐篷一走,大地皆空。目前,除武威城内外有几处较著名的古迹外,民勤地界很难寻觅,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谷水流域,当时还有农业生产。《西夏书事》记: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银、夏大旱,夏主“秉常令运甘、凉诸州杰济之。”这是凉州地区的粮食生产除自给外,还有积余的证明。《宋史·吐蕃传》又记:“凉州廓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种。”此数十里外应包括民勤地区的一些地方。武威《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旧称《天民安碑》)记:“武威当四冲地,车辄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这种经济繁荣的景象,也反映着农业生产有一定发展。《危素西宁王析都碑》记:南宋末畏兀儿族忻都先世从亦都护来朝蒙古大汗,行至武威城北三十时研究室永昌地方,“相其土地沃饶,岁多丰稔、以为乐土。”此时蒙古古领凉州不久,这种农来生产的写照,正是西夏占领时期的反映。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蒙古成吉斯汗西征回军途中经河西走廊,于秋七月兵临凉州,西夏凉州守将翰扎箦见大兵至,率父老以城降。至此,西夏占领凉州的历史结束。凉州及其所属的民勤地方归大蒙古国管辖。
      大蒙古国建立初期,没有郡府州县制度,实行“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的诸王兀鲁思制,实际上就是奴隶制游牧民族的领地分封制。当时,成吉期汗正忙于东进,灭亡西夏,凉州地驻有重兵,河西以察哈台王系的努力最强
      宋宝庆三(1227)成吉斯汗死,绍定二年(1229),三子窝阔台即位,史称太宜。窝阔台执政台,即将其次子阔调任凉州。从此直到元初,阔端家族一直是凉州地区的主要统治者。阔端在凉州“大发民为兵”,许多知识分子都在被征之列,参加蒙古东征西伐的战争。
     当时,阔端太子行宫设在今民勤地方。陕西雩县草堂寺存“阔端太子令旨碑”记:“皇太子于西凉府北约一百里习吉滩(可能是芨芨滩一引者)下窝鲁尕(又泽作翰耳尕、兀里尕等,意为行帐,行宫一引者)处”传论理铁哥丞相,处理草堂寺金长老所告军匠“缺少穿着粮食”之事。凉州西夏设府,蒙古因仍其旧,称西凉府。西凉府北一百里,即今民勤新地和香家湾一带。当时蒙古贵族还未从游牧生活习惯中转变过来,设行宫于牧场,说明有大批蒙古牧民在民勤地方游牧。牧群北至白亭海,称阔端海子。在该寺另一块阔端太子令碑,也记载着清闲自在端处理金长老所千事实之事。阔端虽在民勤,还遥领陕西户县寺院的部分民事。
      随着蒙古占领领土的不断扩大,特别是进入中原以后,面临封建经济制和政治郡县制等新问题,落后的诸王领地分封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所以在元世祖忽必列即位之后,即仿效汉法,实行改革。《元史·世祖纪》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下令:“内立都(即中书省一引者),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设立十路宣抚司。八月,设立秦蜀行中书省。次年(1261)又设中兴行省于中兴(西夏都城),这就是甘肃行中书省的前身。
      忽必烈对凉州地区的统治是与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密切结合的。忽必烈是成吉斯汗的第四子拖雷之子,继位后,因河西地区窝阔台系阔端势力强大,即开始进行激烈争夺。中统元年(1260)九月,在凉州发生了场战争,巩昌路总帅江良臣与蒙古诸王合丹、合必赤在西凉府姑藏击改阿蓝答儿等,削弱了窝阔台系的力量,加强了对凉州地区的统治。
      与此同时,对边境地区实行以“王皇子视封建,置行中书省廉访司视中国”的双重统治方式,即在一个地区设立由元趄政府管辖的行省、路、府、州、县五级政权,同时又有诸王封地插于其中。如今武威即属于甘肃行中书小、甘州路(后划归永昌路)、西凉府(后降为西凉州),同时还有窝阔台后裔阔端之子只必贴木儿王的势力。这种形式,一方面是为削弱诸王的势力,加强中央政府直接统治,同时又起着相互监督的作用。如至元二年(1265)诏:“并诸王只必帖木儿所设管民官属”,即是削弱蕃王势力的措施之一。反过来又说明从阔端王开始到只必贴木儿的三十五年间,凉州地区的军政民事统由诸王管理。当中包括民勤。
      只必帖木儿的势力虽然受到削弱,但实力仍很强大。他征发民役,为其修筑城池。至元九年(1272)修成新城,元世祖赐名“永昌府”(今武威城北三十时碎屑 昌乡所在)。当时凉州府城规模宏伟,街道屋宇完整,而阔端、只必帖木儿父子不住府城,而别筑新城于田野,目的之一,就是控制北部民勤地方的蒙古等族牧民。史载:“只必帖木儿镇西方,其下纵横,需索无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幕府,辄而折以法”,“因历指其不法者数十事”又说他“侵略平民,为暴尤甚。”反映出与行省并存的诸王,对凉州。(包括民勤)的居民进行着残酷的压榨与掠夺。
    现在史料中没有发现元朝的民勤设置行政机构的记载。一是史书记载有缺,二是河西诸王很多,两者之中,后者可能性更大。仅今武威一县之地,就有永昌路、凉州(府)两大行政机构,还并存只必帖木儿永昌王府和高昌王亦都护两王府。当时河西“人烟凋零”,民勤也不例外。各族居民分别录属于诸王之下,加上元朝政府东西交道大路有两条,即经过民勤地界,沿途设立许多驿站,各下辖数以百计的“站户”,为来往行人充当负役,这样,属州县管辖的居民为数已经不多了。因而当时可能是因西夏例,民勤就没有县级政权,而是诸王官司员和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管理机构分别管理。
      元朝末年,全国相继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元顺帝在农民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上蒙古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元朝终于在至正二十八年(1368)灭亡。同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改元洪武。
      洪武元年(1368),原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领兵逃亡甘肃,明太祖派徐达、常迂春、冯胜将兵追击。次年,扩廓帖木儿攻占兰州,徐达等击走,逃往和林。五年(1372)明以冯胜为征西将军,攻甘肃,征扩廓帖木儿。至甘肃经兰州,“次别笃山,岐王尕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和中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别笃山《读史方舆纪要》卷63《甘肃镇》篇记作“别力笃山”(原注:“在凉州北塞”。其位置当在民勤界。)“冯胜……称破元兵于别力笃山,取西凉(指凉州),至永昌(今永昌县),下甘州。”由此可知,冯胜是从兰州西北上,先至民勤别力笃由,然后南下至达武威,占领永昌、甘州、兰州至武威,民勤处在交通大道上。岐王原为濮阳王,元大德十年(1306)始封,延右四年(1317)进封岐王,封地甘州、永昌间,与荆王相邻。其何时迁入民勤,不得而知,但是元末在民勤,是实在的。这样,民勤地界除元初有阔端王及其子只必帖木儿王的行宫外,后来又增加了岐王王府。府有平章,应是较大的机构。明军得其牲畜十余万,只少也有数百户人。
      明朝统一河西后,改变了无朝的行政管理制度废除诸王封地和行省制,改用新法。
据《明史·地理志》一记:明洪武初,革无中书省,后尽革行中书省,置十三布政使司管理全国。省元甘肃行中书省,并入陕西行中书省。
    又记:“边陲要地称重镇者凡九”。九镇东起辽汞,西至甘肃。于原甘肃行省所在地甘州设立甘肃镇,管理河西。这样,河西地区就陕西布政使司所辖甘肃管辖之下。九镇所辖,均在北边,所以又称“九边”。
      镇以下相当于州,县级政权机构,一律称“卫”。 卫者,守御也。保卫也。与卫相接近而以军事任务为主者,称守御千户所。卫与所可根据情况变化而更改,有时称卫,有时称千户所。河西地区的卫所共十五,镇番卫为其中之一。
      《明史·地理志》记:“镇番卫,本临河卫,洪武中以小河滩城置。三十年正月更名镇番卫”。临河者,临石羊大河也,小河滩城位于河滨。
      明代于北边设卫(所),主要是从军事方面考虑。朱元璋虽然利用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朝,但蒙古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终明之世,蒙古族一直有北边对明朝造成严重威胁,战争从未间断。为了防御蒙古来犯,沿北边设立卫所,后来还修筑了边墙。
明代北边的蒙古,主要是两大系统。一是蒙古,后称鞑靼、鞑鞑、、达达蒙古,即元宗室以及当时迁入中原和牧居塞北的蒙古各部落。二是西蒙古,又称瓦刺、卫拉特等。原居新疆阿尔泰山以北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成吉思汗西征时参加大蒙古国,后来逐渐进入了天山以北。明初在复元的旗帜下东下,广泛活动于大漠南北地区。这两大系统的蒙古人,都先后到达镇番,给镇番卫以重大影响。
下面略述这两部蒙古的情况。
      鞑靼蒙古的称号始于吸洪武末年。元亡以后,元皇族继续保持政权,五传至坤帖木柳,亡。有鬼力赤者,称可汗,去国号,改族名为鞑靼。明成祖继位,遣使与之通好。不久、阿鲁台杀鬼力赤,拥本雅失里为可汗。永乐六年(1408)瓦刺已至蒙古草原,次年击败阿鲁台等,十一年(1413)杀本雅失里,阿鲁台降明。明朝击败瓦刺后,阿鲁台复寇明边,后为瓦刺所杀。瓦刺吞并鞑靼后,立鞑靼部长脱脱不花为可汉。瓦刺首领脱欢死,子也先嗣。不久,鞑靼部孛来立其子麻儿可儿为王,号小王子,此后“小王子”名号代代相传。小王子属下毛里孩,屡扰边寒。小王子马可古儿在位时,“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来去无常 ”,侵扰明边。
      天顺年间,鞑靼部人阿罗出入居河套。成化元年(1465),小王子、孛来、毛里孩先后继至。从此,河套地区就成了蒙古鞑靼的根据地。史书记载:当时人称其为河套蒙古,“套虏”等。
      嘉靖十年(1532),河套蒙古鞑靼进入极盛时期。称“小王了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分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日吉囊、日俺答者,于小王子为从父行(辈),据河套,雄黠喜兵,为诸部长,相率蹂躏诸边。”二十一年(1542)吉囊死,诸子狼台吉等散处河西。
瓦刺在明初,主要首领有三,日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明成祖继位,分别封其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均不时入贡。
      马哈木在永乐六年(1408),进入蒙古草原击败鞑靼蒙古,占有蒙古大片领土。马哈木死后,明成祖于永乐十六年(1418)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正统元年(1436)脱欢兼并菘他二王,势力强大。四年(1439)脱欢死,子也先嗣。十四年(1449)侵犯大同,明英宗亲征,被围于土木城,明军大溃,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从此也先号令诸部雄长漠南北。至景泰元年(1455),也先为阿刺所杀,瓦刺第一次强盛时期逐渐结束。
      明人代中叶以后,瓦刺蒙古在天山以北又逐渐形成四大部落,即准噶尔(原称绰罗斯)、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结成联盟,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任盟主。后期联盟分裂,准噶尔部首领哈喇取代盟主地位。和硕特部处于各种原因向东迁移,大部进入青海及西藏,少量进入河西。与此同时,东迁河西的还有其他各部的一些支系。
在东、西蒙相继交错占领北边地区是,镇番卫首当其冲,经常遭到蒙古诸部的侵扰。
如前所述,明初统一河西时,当地就有一些蒙古人,镇番的番即指蒙古。镇番的蒙古有阔端之后,还有岐王之后。除此,还有其他散居户。从洪武年间开始,蒙 古侵扰甘、凉间,镇番必是对象之一。
      史书记载较大的一次侵扰,发生在正统元年(1436)前夕。《明史·鞑靼传》记:“阿鲁台既死,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尕儿只伯等复为脱脱不花所窘,窜居亦集乃路(今居延),外为纳款,而数入寇甘、凉。正统元年,将军陈  败尕儿只伯于平川,追及苏武山。”这里没有提到镇番卫。另据《明史·英宗本纪》和《陈  传》等记:这次战争就是在镇番进行的。郑晓《吾学编·皇朝北虏考》亦记:正统元年“鞑靼围镇番”之事。由此可见,苏武山当时已有此名,“平川”当指今民勤城附近的平原。
      明代中期开始,亦即河套蒙古强大起来以后,小王子的“从父行”吉囊、俺答等向西南发展,逐渐兼并诸部,不时侵扰宁夏、甘肃诸卫,其中以嘉靖十二年(1533)和十五年(1536)和再次规模最大,前次五万,后次十万众,深入凉州(包括镇番)境。吉囊死后,“诸子狼台吉等散处河西”。
      〈陕西四镇图说〉甘肃镇篇详载了甘州十一卫、户所一0八城堡外居住河套蒙古银定部与歹成部(即青把都)分居七十八处的情况云:
双黑山、白井子、盐池、大小松山、青羊水、小海子、湖山与沙山湖、三道长湖、黑居吕湖、黄花滩、长沙臭泥湖、茨泉、摆牙湖、昌宁湖、麻山湖、青山儿、枪杆岭、红山寺、青泥湖、脱欢山、白盐池、九个井、土山、狼跑泉、顺水槽、干海子、梧桐吸沙水池、白虎水、芦井套、石昌口、石井、三眼井、玉泉、青山口、苇子峡、东路沟、西驼岭、柴石垒、卫马跑泉、野马河、四归井、青石峡、三十二眼井、青黑山、狼窝山、红孤山、芦泉、白盐池、芦沟儿、石庙儿、琐琐林、天生圈、东沙窝、花山、鸡冠山、旧高山、石城泉、沙枣泉、杓杞泉、臭泥泉、红树沟、海子泉、沙井子、大花山、兀鲁乃湖、东西狼心山、哨马营、亦集乃湖、孤红山、羊头泉、干海子、钵和寺湖、黑山口、捆柴山、赤斤湖、红水河。
`    很明显,叙述顺序是由东向西,自庄浪卫开始,西至甘州、肃州卫为止,镇番卫各驻特等在中间。根据我的记忆,可以认定昌宁湖、青山儿、枪杆岭、白盐池、九个井、土山、狼跑泉八处肯定在民勤地界,夹于其中的麻山湖、青泥湖(或青土湖),脱欢山亦应在民勤。如此,则有十一个。其他还可继续研究。《读史方  纪要》镇番卫条记:“新中沙白盐池,在卫东五十里。志云:卫燕四十里有小池,卫面三十里有三坝白盐池,卫西二百二十里有鸳鸯白盐,又有小盐池,俱产盐。不知其中的白盐池指哪个。在民勤分布的上述十余个居地,都在明边墙外,可见边墙当时起着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分界线的作用。边墙外的蒙古部落和以内的汉族农民相互为邻。
      这些蒙古部落是河套蒙古四十二支中的银定、歹成(青把都)支系。贾敬颜先生考订:“银定,又称银定台吉、或银定把都儿台吉,属打刺明安部长莫蓝台吉第四子。青把都,又日青把都儿,即昆都仑歹成台吉,属老把都儿台即昆都力哈之次子,而昆都力哈则俺答弟也”。这是河套蒙古俺答系入居河西的情况。此外尚有其他蒙古部落余民。《大清一统志》昌宁湖条下亦记有“明季青把都游牧于此”的事实。
      蒙古族居住于镇番卫边外的诸城堡下与吸朝卫官的亲系如何,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明太祖洪武初年统一今民勤地界时,军队是由北向南,先领有白亭海(鱼海),然后引军向面,设卫时自然将包括石羊大河下游的诸湖泊均置番卫管辖之下。所以,镇番卫北包括石羊河水系的整个下游地区,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元代统治河西时,阔端设行宫于凉州北约一百进而的芨芨滩,元代又称白亭海为阔端海子,这说明阔端王的部众分吊于整个谷水下游地区,包括白亭海及其周围,这很象汉代休屠泽在北一样,都是他的辖区。在蒙古统治期间。民勤地方的原汉人(包括西夏人)或被征其为兵役,或沦为农奴,农业生产倒退,耕地缩小,牧场增加,加上蒙古迁移频繁,至元朝灭亡时,这里的农村田野已相当稀少,农民已经不能和汉唐相比了。
      明朝统一后,大量向河西移民、屯田,民勤地方移来了不少。镇压番卫所在小河滩城周围是初期移民的重点所在。解放前,城周围坟园连绵,环绕四周,就是这种情况的说明。《明史·地理志》、《大明一统志》和《读史方  纪要·镇番卫》所记民勤地名甚少,而且均在石羊河干流交通大道上,证明当时的农业恢复发展还是有限的。明代修筑边墙,主要是为了保护农业居民的农田生产,这并不是县界。镇番卫设卫指挥使、参将,管理军政,除汉族农业人口外,也包括墙外与汉民发生经常接触的各个蒙古部落。
      当时,边墙内外民族间交往、接触、影响如何,史书上除战争偶有记载外,其他极少。但农、牧产品的交换,应是经常的。牧民没有粮食是难以生活下去的。这种交往不能不受卫指挥使的管理;发生纠纷,参将不能不进行干预。
      值得特别研究的问题是蒙古对汉族文化影响的一个侧面。解放前,民勤坝区各村的农族都有建立和祭祀俄博的习惯。一个村子,不论有多少一氏,就有多少俄博,如文化村有王农俄博、蒋农俄博、马家俄博、姜家俄博、安家俄博、焦家俄博等等。而且这些大姓除原居地有俄博外,家支迁往何处,就在何处建立起新的俄博。俄博没有什么宏伟建筑,就是堆起一个土堆,有的有几棵树,有的长着酸茨、白茨等杂草。每当红白喜丧之事,不论请道家、佛家念经,但事先均要到俄博上祭祀一番。与俄博密切联系的就是师公子。师公子有荤、素之分,祭祀念经时用刀在天门和臂上刺血者称荤师公子;不刺血者称师公子。文化村邸师公子为素,张茂王师公子为荤。师公子有经文,诵经驱鬼时击单层羊皮鼓。鼓手把下装有几个铁环,摇鼓出声,与击鼓声相交致。驱鬼用大马鞭,鞭声震天,以壮声威。这种习礼裕,毫无疑问是来自蒙古族,特别是来逢河套蒙古的萨满教,而不是汉族固有的。明代镇番从中原地区迁来了大批汉族人民,甚至有的还是从江南地区迁来的。不论是征调来的屯户、屯兵、还是居宫流寓的百姓,原先都与萨满教毫无关系。但是,居住日久,他们受蒙古人的影响,普遍接受了萨满教祭祀俄博的习惯,建立起俄博,而且世代信守。在祭祀祖坟的同时还要在与自己家族血统毫无关系的俄博前烧香化表。这种习惯的形成,而且如此普遍深入,不能不说是与蒙古人长期接触、相互影响,甚至广泛发生婚姻关系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不能以边墙划分地界,更不能说镇番卫的指挥使只管边墙以内的汉族农业居民,也要管理边墙以外毗邻堡寨的各鞑靼部落。换句话说,上引《四镇图说》中所举镇番卫的十余处居住的鞑靼人,在一定程度上受镇番卫的管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末。
      总之,从明初到明未,镇番卫的辖区一直包括石羊河中下游的整个地区。明崇祯十六年(1643),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部将贺锦率兵西征,攻克兰州,杀巡抚林日瑞,“山丹、永昌、镇番、庄浪皆降,陕西地悉归自成”。至此,镇番归农民起义军政权管辖。李自成建号大顺,年号永昌。
      永昌二年(1645)李自成起义军失败,清军大举南下,总督孟乔芳击败农民起义军西征部队,凉州、镇番相继统一于清朝。
      清初对河西统治方式,基本上是沿袭明制,仍称镇番卫。直支雍正二年(1724),才改设府县,凉州设府,下辖镇番县。
      在中原地区政局变化的同时,漠南漠北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明崇祯八年(1635),清皇太极命其弟多尔衮西征,进入河套、威逼河套蒙古诸部。这时的河套蒙古已是分崩离析,如居住于河西诸卫内外的蒙古人,多依附于明朝,镇、卫,蒙古汗王的号召力已不起多大作用。不久,明朝灭亡,诸蒙古相继归属清朝。
      在河套鞑靼蒙古降清和河西少数鞑靼蒙古东迁的同时,又一支蒙古人却从西向东迁移,部分进入河西走廊南北,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瓦刺蒙古。因迁居后的居地在洒套以西,又称“西套蒙古”。西套蒙古的一支,后来建立了阿拉旗蒙古的来历、建旗情况略作说明。
瓦刺在明成祖时东下,其首领脱欢、也先在信时雄长一时。
      但以后衰落,退居新疆。就在清兵多尔衮进军河套的同一年,瓦刺蒙古的和硕特部固始汗已经开始进军西藏的活动。直至崇祯十二年(1639),整个和硕部东迁,大部分进入青海、西藏,固始汗之兄拜巴噶斯则进入西套。同时期迁来的还有准噶尔部楚琥尔乌巴什的属下。后来,西套蒙古主要包括和硕特部的一部分和准噶尔部的一部分。
      瓦刺部分东迁之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统一了西部蒙古。死后,其子准噶尔继承父业,向东扩张。康熙十六年(1677)准噶尔在征服青海和硕特之后,进兵西套,杀拜巴噶斯之子鄂齐尔图。固始汗之孙和罗理·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率族人万余帐归附清朝。康熙封其为扎萨克,赐贺兰山(译为阿拉善)以西为其特等。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廷正式下令建立阿拉善旗。旗的分介,据清官员侍郎拉笃祜的报告说:“自宁夏所属玉泉营以西,罗萨喀  山咀后,至贺兰山阴一带,布尔尔哈苏台之口。又自西宁所属倭波岭塞口以北,努浑努鲁山后。甘肃所属镇番塞口以北,沿陶阑泰、萨  春济、雷浑希里等地,向西至卮济纳河,俱以离边六十里就成了阿拉善旗的牧场。瓦刺蒙古代替了原来的河套蒙古与民勤为邻了。
      康熙急于批准建立阿拉善旗,一方面是这支瓦刺蒙古迁居河西走廊后来去无定,影响河西的安定,需要安置;另一方面,也是主要原因,准噶尔政权的葛尔丹汗不时从天山以北向东扩张,不仅掠夺这支西套蒙古,而且还深入离北京七百赶时髦的乌兰布通(今克什克腾),严重威胁清朝。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967)康熙御驾亲征,才将葛尔丹击败,向西逃亡。安置阿拉善蒙古,就可以瓦解噶尔丹的势力,使其与准葛尔政权底分离。
      但是,当时的勘界是草率的。具体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藩院侍郎拉笃祜并不了解历史情况,而公以当时牧场现状勘分地界,因而将西汉建立武威郡以来整个谷水水系都归武威郡及其下属县管理的传统给割断了。其至明代的镇番卫辖区也被划去了许多。以后,清朝政府不断修改,才逐渐缓和了矛盾,使之较拉近历史实际。
      明、清时期是民勤地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水利灌溉系统的制度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畜牧业生产,经济的繁荣,加速了人口的增长,文化的昌盛。从东汉以后逐渐衰落的景象重新复更生。
      辛亥革命后,命令废除带有岐视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将镇番县改为民勤县。取其男耕女织,人民勤劳之意,这完全符合民勤的人民特点。民勤人正是通过艰苦的劳动战胜沙海,在塞上建立起绿洲田园。所以,以民勤为县名,反映了全县人民的民情风貌和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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